加舒布鲁姆Ⅳ：令人神往的“闪亮的墙”

　　1975年，“皇帝”梅斯纳尔与奥地利大牛彼得•哈伯勒(Peter Habeler)以令人眼界大开的阿尔卑斯方式登顶加舒布鲁姆Ⅰ峰，激励了一整代攀登者。

十年过去，改变之风已悄然吹遍喜马拉雅的各个角落。地球上高大的山峰再也不是按传统风格行动的国家远征队的专属领地(比如1958年意大利队首登GⅣ)。目标相同的攀登高手正开始以小型队伍的方式解决那些最高难度水准的路线，他们的努力从创新、投入、想象力等方面为喜马拉雅攀登活动设定了崭新的标准。

　　活跃于这段时期的众多意志坚定的攀登者中，有一位拥有全面攀登才华的波兰人，他的名字叫沃伊泰克•科蒂卡(Voytek Kurtyka)。他擅长艰苦条件下的高难度攀登，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1978年他与Krystof Zurek(波兰)、Alex MacIntyre(英国)、John Porter(美国)开辟的强卡邦峰(Changabang)南侧扶壁路线。正如1984年7月他与同胞杰里•库库齐卡完成的那次惊世骇俗的布洛阿特北峰、中央峰、主峰连穿壮举所彰显的，他对于高海拔登山必须承受的风险及痛苦具有超越常人的耐受能力。可以说，科蒂卡的一生都致力于追寻最完美的风格——无论是在强卡邦还是布洛阿特，以及随后更多的攀登，几乎都是以纯粹的阿尔卑斯方式完成。历史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把科蒂卡推向GⅣ西壁的舞台，而他无疑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这位具有自由思想的独立攀登者注定要在这座山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1985年6月9日，科蒂卡与经验丰富的奥地利攀登者罗伯特•绍尔(Robert Schauer)来到位于西加舒布鲁姆冰川上海拔4800米的大本营，他们不打算重复已经有多支队伍尝试过的中央突起岩脊，而是选择攀登斯蒂芬•维纳布尔斯(Stephen Venables)与安迪•范肖(Andy Fanshawe)在《喜马拉雅的阿尔卑斯风格》(Himalaya Alpine Style)一书中有如下描述的路线：“……一条漂亮的斜线，从西壁右侧起步，顺着一道沟壑切入低部的岩面，继续向左上延伸通过破碎的石灰石荒原，最终到达北峰的左侧顶角。”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攀登者将有可能快速通过这堵令人畏惧的高墙，从而使其面对喀喇昆仑变幻莫测的天气时手握更大的成功几率。“从没有人这么干过，”绍尔在95期《Climbing》杂志中写道(1986年4月刊)，“我们估计最多5天可以完成路线。”

　　两人将随后一个月的时间用于适应海拔与气候，同时等待合适时机到来，并力争在好天气窗口开启时把身体及心里状态调适到最佳。他们沿西北山脊攀登至7100米，留下若干物资，为下撤做好准备。终于在7月13日，科蒂卡与绍尔从西壁底部的营地出发。“第一天，我们各自背负17公斤，无结组上攀1200米，”

　　(图：Voytek Kurtyka正接近大雪槽的顶端，拍摄于D1上午11点 photo/Robert Schauer)

　　到达沟壑顶部后，他们进入了困难的混合路线，进展速度也因此放慢，第二天在海拔6800米扎营。接下来攀登者迎来了更加松散的石质及更难设置可靠保护的地形。“露营是悲惨的，”科蒂卡为1986年的AAJ写道。“第二、第三天，我们只能分开，几乎是坐在狭小的岩石尖塔顶端熬过整晚，糟透了。”

　　离开位于7000米的3号营地之后，他们朝左上方沿一条宽阔的冰雪槽冲击顶部山脊，遭遇了一系列被雪层覆盖的岩板，难度极大。“岩石的质地要么彻底风化，要么就坚实如大理石壁，”科蒂卡写道。“我们攀登了4段Grade5(5.7)绳距——其中位于7100米及7300的两段非常困难，岩面极度紧凑硬实，几乎无法放置锚点。”

　　7月18日，科蒂卡与绍尔接近到冰雪槽的末端，并尝试直接冲顶，但深雪与高雪崩危险迫使两人折返。他们被困7800米度过了两个噩梦般的夜晚，忍受着暴风雪的击打与饥饿的折磨，思考究竟怎样才能逃命。“两天前就已粮尽水绝，”绍尔写道。“我们肩并肩挤在7800米的一快小平台上，面对围拢四周的茫茫雪原，束手无策。绝望的处境引发了悲观情绪，我们一度断定自己幸存的几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两人都产生了严重的幻觉。“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感觉到那位‘不在场的人’的出现，或者称他为‘第三者’，以前仅仅是听闻其他高海拔攀登者描述过，”科蒂卡写道。在《World Mountaineering》中，绍尔讲述了自己“灵魂出窍”的体验：“我象乌鸦一样在天空盘旋。我真切感受到飞翔的感觉——迎面吹来的风、刺骨的寒气、身体失去重量。甚至低下头看到了蜷缩在睡袋中的‘自己’，就如同一个渺小的黑点悬挂在巨大高墙的边缘。和在天空自由翱翔、完全不受海拔约束的‘我’相比，下面那个沉重的肉身简直象个傻瓜。”

　　他们终于在7月20日逃出西壁，攀登到紧挨北峰下方大约7825米的地方后，立即掉头沿无人完攀过的西北山脊逃命。三天后，科蒂卡与绍尔回到大本营，历时11天的艰难历险超越了两人的极限。“似乎有位愤怒的神灵统治着这座山峰，他讨厌渺小人类的打扰，”科蒂卡写道。“我们总算活着回来；攀登是完美的，包涵了高海拔阿式攀登中可能遭遇的各种困难与风险。”

　　此次攀登在体力与心理两个层面对攀登者投入度的要求丝毫没被夸大。这是高山领域完成过的最艰苦、最疯狂的阿尔卑斯风格攀登之一，科蒂卡与绍尔的加舒布鲁姆Ⅳ西壁新路线在所经历技术难点的数量及质量、路线的未知性、长度等三方面达到的水准，放眼登山史也罕见出其右者。略显遗憾的是，“尽管这是我干过的最漂亮、最神奇的攀登，没能登顶还是让人非常难受，”科蒂卡在他发表于1986年AAJ的文章结束语中承认道。“我总是在想，面对如GⅣ以及‘闪亮的墙’这样太过壮丽、完美的目标，将一条没有登顶的路线当作一次完整的攀登是多么令人羞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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