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舒布鲁姆Ⅳ：假如地球上还有一座山比K2更难

　　GⅣ的攀登历史毫无疑问与喀喇昆仑的早期探索，特别是K2的测绘及攀登过程密不可分。1861年，英国调查员戈德温•奥斯汀(H.H. Godwin-Austen)上校为我们描述了他站在建于斯卡杜(Skardu)上方的观测站中看到的景象：“编号为K2的山峰呈现出天蓝色，围绕它的是岩石更裸露的K1与K3，及其他高度超过24000英尺的大山。

这里同时还座落着数以百计的相对矮小的卫峰——有些顶部为积雪覆盖，有些是圆顶，有些裸露、棱角分明，山脊线走势陡峭、锋利如针。”这里的K3就是GⅣ最初的名字。(K1是玛夏布洛姆峰)

　　当年晚些时候，戈德温•奥斯汀成为第一位进入巴尔托洛地区的西方旅行者，近距离观察了喀喇昆仑的巨人们。同时代的早期探险家还有1892年第二位拜访巴尔托洛的马丁•康威(Martin Conway)爵士(英国)，以及来自意大利的阿布鲁齐公爵，他于1909年率先尝试了K2的西南山脊，这条路线日后也以他的名字命名。1934年，由瑞士著名探险家Gunther Oskar Dyhrenfurth带领的国际远征队在攀登飘渺峰时顺道侦察了南加舒布鲁姆冰川(意大利队首登GⅣ时就采用了他们所寻找到的进山路线)。1939年，接连有队伍尝试攀登飘渺峰与K2。随后，由于二战及1949年印巴间因边界划分导致的政治局势紧张，都使得喀喇昆仑的登山活动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

　　五十年代初，攀登者得以重返，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山峰首登的黄金年代：1954年的K2，1956年的加舒布鲁姆Ⅱ，1957年的布洛阿特、乔格里萨、加舒布鲁姆Ⅰ，到1958年终于迎来了GⅣ。那个时期喜玛拉雅的攀登活动带有强烈的国家色彩，尤其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登山强国，意大利人对GⅣ的“征服”也不例外。意大利阿尔卑斯俱乐部组织并资助了这次远征，传奇登山家里卡多•卡辛(Riccardo Cassin)出任领队；队员为——沃尔特•博纳蒂(Walter Bonatti)、卡洛•毛里(Carlo Mauri)、Toni Gobbi、Bepi De Francesch、弗斯科•马莱尼(Fosco Maraini)、Giuseppe Oberto与Donato Zeni——精英们倾巢出动。

　　与今日攀登者可以坐直升机进出大本营，用几天时间解决一座高峰相比，早期喜玛拉雅探险队庞大的规模及缓慢的前进速度恍若隔世。意大利队于5月12日坐船抵达港口城市卡拉奇，换乘火车到拉瓦尔品第后(Rawalpindi，巴基斯坦东北部城市)，再飞到斯卡杜。5月30日，在480名搬运工的帮助下，他们开始了朝向巴尔托洛冰川上游的150英里徒步，终于在6月17日建立阿布鲁齐冰川营地，此时距离全队离开意大利已经过去了48天。

　　前方依然是严峻的挑战。要想接近东北山脊，队伍必须首先越过南加舒布鲁姆冰川，一段高差超过1800米的上升。在《生命中的山峰》(The Mountains of My Life)一书中，博纳蒂有如下描述，“……这是一个6英里长的雪盆，错综复杂的冰瀑与堆积齐胸深软雪的冰原交替出现……环境的艰苦并没有让队员失去希望，虽然进展缓慢，但至少每天都在向着更高的地方步步迈进；随着海拔的提升，难度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众多难点中，有两段危机四伏的冰瀑，博纳蒂记录下了他们在第一段上的攀登，“路线四周遍布高大、不稳定的冰塔，毛里与我连续48小时处于它们的威胁之下，平均每过半小时，身边50码范围内的冰壁就会出现一次猛然地崩塌。”

　　博纳蒂与毛里是远征队的核心成员。对于前者，弗斯科•马莱尼在《喀喇昆仑》中是这样介绍的，“他拥有超越常人、令你惊异的能量，基于理性的思考与谨慎的分析，他总能找到安全与危险的界限，但却又不会为之束缚手脚，”另一方面，毛里则被形容为“大胆、急躁冒进，精力过度旺盛。”两人是天生的组合。“博纳蒂具备的沉着、优雅、才华弥补了毛里强悍却略显原始、粗糙的力量，”马莱尼写道。“他们不仅是比其他队员更优秀的攀登着，在性格方面也是完美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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