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口：来自“屠宰场”K2的死亡笔记

　　I、1986

　　《纽约时报》，1986年8月21日版，一个新闻配合了一个照片，显著地报道着登山者的消息：

　　“

喜马拉雅幸存登山者回到欧洲

　　昨天在罗马机场，威利.鲍尔（图中靠前），科特.戴姆伯格及妻子回到欧洲。鲍尔、戴姆伯格是奥地利人，是一个国际登山队的仅有的两名幸存者，该登山队在喜马拉雅山的K2峰被恶劣天气袭击，K2是世界上的第二高峰。而在这次持续一周的暴风雪中，有六名攀登者遇难……”

　　拿一些”粗鲁”的登山家的话来说：“媒体都是婊子养的”。它们都如此喜爱K2这个超级“屠宰场”，没有媒体乐意会错过这一年K2上面的屠杀新闻。1986年的戴姆伯格54岁，但这次K2之行，对于这个伟大的老战士来说，是如此沉重，沉重得无以复加，对他来说是一个黑色的夏天：这年K2，登顶27人，死亡高达13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世界声名显赫的一流登山家，包括三个女人，而其中Tullis是跟他一起攀登多年的登山挚友，英国最出色的女登山家、攀登电影制作人。

　　记者们如同委琐的土狼一般，好奇而有恭敬地围着这个伟大的幸存者，希望能从他嘴里掏出得到更多刺激与死亡的细节——这不出奇，人类对于同类的如何死亡，比如何出生更有兴趣。但是新闻用纸有限，那些零碎的材料使世人只关心死亡，世人并不理解登山技术层面，即使这是阿尔卑斯传统比中国深厚的多的西方世界。而K2事故的环境如此复杂，各类意见均有分歧。毕竟，这一年的K2不是一个国家的事儿：奥地利、英国、意大利、法国、波兰、韩国、美国，那13起死亡不是一起发生的，而是在三条线路上的七起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