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生死雪茫茫 从1996珠峰山难到今天(图)

　　伍德尔：在《Into Thin Air》里，这个南非领队粗鲁、自私，是容易招致读者砖头的一个人，即使在他的祖国，也是倍受争议。1996年之后，伍德尔又曾登顶了一次珠穆朗玛峰。2002年，他因为试图掐死他的员工而被起诉，而留下180万南特债务，携南非出生的妻子逃跑到英国，在英国一个娱乐咨询公司作咨询师，作演讲技巧、励志方面的培训，他的专题是领导权力的应用，其广告词是“珠穆朗玛峰顶的‘道’”。这个人总是不缺乏故事，他的个人介绍栏目里，首先是介绍他在珠峰上C3-C4之间的哭泣，挽救了一个美国妇女。而C3-C4之间，是珠峰上相对比较容易的路段……

　　尼尔.贝德曼：当年斯科特的三位向导之一，不声不响在之前就攀登了K2的美国人，这是一名登山工程师，对电子、航空等颇有研究，也是美国BD诸多产品的设计者，和为人张扬、急噪、强壮乃至给人以压力的斯科特不同，尼尔为人低调。目前还生活在西雅图的乡村，在自行车、登山、滑雪等业余爱好上，在最近的2005、2006年都有不少精彩的小作品。这个贝德曼，是最容易让人发生好感的那种人，把自己的冒险、家庭和工作调理得相当出色。对于他来说，登顶是选择性的，而活着却是必要的。

　　8、夏尔巴兄弟

　　死在珠峰上的哪国家人最多？是尼泊尔的夏尔巴。我不知道尼泊尔的经济这些年发展有

　　多大，但夏尔巴的珠峰经济，今天显然还是山区的支柱。1996年死了人，山难有极大的影响；今年的山难也格外的影响大，这不仅只是数字的原因--2005年在喜马拉雅的雪崩中，就有7个夏尔巴人遇难。即使诸多善良的登山者和部分记者，对夏尔巴人投以尊重、关怀和目光，但这依然无改这一事实：西方人的命比夏尔巴人的命“尊贵”。

　　这已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就象在中国所存在的事实，有孩子没有书读，有的人穷奢极欲。就当年台湾队的问题，高铭和先生也就此表达过一些事实：由于队伍规模小，名气等原因，诸多营地台湾队都难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位置。而陈玉男的遇难，就是部分因为他们营地安在一个极狭窄的冰台边缘，而中间安全一点、舒适平整点的营地，都基本被新西兰和美国队占了。

　　所以，试图保持极度冷静、理性的科莱考尔，都无避于这样的事实。西方人是有钱的，西方人的文化体系也是强势的，西方登山者及客户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的英语是交流标准，西方人是管理者、领队，西方人能写书/拍电影，而夏尔巴绝大多数只是体力付出、协作，夏尔巴是劳力型的输出，夏尔巴很少讲出他们的故事……从经济学、社会学的事实，夏尔巴人的生命价值、影响力就单薄了太多，夏尔巴人的命比霍尔他们要“贱”得多……

　　诸多二流的“登山家”，也就是那些比较优秀的业余登山者，在登顶前的最后时刻，已经是筋疲力尽，许多人的最后几步，往往是由夏尔巴人扶着甚至拖上去的。有时为了面子和宣传，登山队往往会确保作一个秀，让夏尔巴人在距顶峰几米的地方停步，而给西方登山者或这些客户型登山者，一个镜头和pose。

　　这是一个事实而已。

　　媒体与登山的关系，是稀薄登山圈与广大社会圈的一个沟通链，或说媒体就是乌鸦，是这个社会角色生态链的不可缺的一环，那么，现在乌鸦还都是强势团队的乌鸦。不曾听说过，夏尔巴的故事在真正的上流社会有什么流传。这个社会，在某一层面，永远是轻薄、势利，充满了无数所谓持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论的无耻之徒。

　　因为，我们社会的本地，就是不公平的，就是势利。夏尔巴在珠峰上的地位，和农民工在这个城市的地位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珠峰上面尚未听到什么拖欠工资的。但发生在夏尔巴身上的偷窃事件，这些年也开始有了不少了。

　　1996年的山难，因为夏尔巴人的努力，高铭和等得以生还；对于生性有点刻薄的科莱考尔，如果队伍里死的是3个夏尔巴，恐怕他的眼泪就不会有这么多，也恐怕他也写不出来畅销的《Into Thin Air》了。在对于夏尔巴的态度上，最尊贵的致敬应当给予希拉里，他是登完珠峰之后，还在源源不断地非常实在地帮助夏尔巴的人，已有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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