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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生死雪茫茫 从1996珠峰山难到今天(图)

  科莱考尔也马上作了回应,他对江布的回答,作了相当多的数据指正,身为美国记者,科莱考尔用数据、录音工具等论证了自己的看法,在这点上,还带有山地散漫气息的江布自然不是“对手”,但科莱考尔对于23岁的江布还是相当宽厚和赞赏的态度。

而对于30岁的阿那托列,科莱考尔则显得非常犀利,他用严密的逻辑指责阿那托列的粗疏大意,完全没有一个向导应有的职业素养和警觉,没能认真履行斯科特队伍里的第一向导的责任和职责,而却拿着最高的报酬25000美金——“如此自大的态度,我相信,这于任何一个登山者都是危险的,而且尤其对于一个声称是喜马拉雅向导的登山者,更是如此”。看得出来,科莱考尔对于阿那托列的事后态度相当不能容忍。

  科莱考尔对两位向导的高超水平表示敬佩,对事故发生后他们的舍命投入补救也是相当赞赏和认同。不过这其中也有诸多思维方式的问题,也恐怕是美国现代商业社会下的职业文化,和俄罗斯、尼泊尔那种东方式观点的不同,江布虽然天分极高,也还毕竟是个23岁的大孩子,而阿那托列是那种“纯粹”的攀登者,也许在当时并不适合作商业登山队的向导,只适合自我追求的那种自我疯子型的高难攀登,这看看他的攀登成绩就一目了然,他是“功夫”之王,但未必能作了管理性的山大王,也就是也许并不适合带那些极普通的业余登山者。

  1996年江布死了,1997年12月哈萨克人也死了,但这么多年以来,而争论远远没有结束。直到最近,在2006年5月的加德满都,都还有当事人之一高铭和的一些爆料。高认为,欧美职业队伍的钱势效应、文化与种族偏见也体现在珠峰上:来自东方的业余爱好者队伍,每每被挤到各营地最差的地点扎帐篷。而科莱考尔对真实未加确凿和考证,就指责台湾队未履行什么口头协议等。

  5、台湾队乃至阎庚华

  台湾的高铭和(Makalu Gau),男,1992年试登珠峰未果,1996重又归来,作为主力攀登队员、领队攀登珠峰。在5月10日的攀登中,高铭和也陷入了暴风雪中;而之前5月9日,台湾队的另一攀登主力陈玉男也因滑坠而遇难。《Into Thin Air》一书,其对台湾队的各种描述、评价等颇有微词。

  

  高铭和的书《九死一生》,也曾就当时过程作了自己的叙述。纠集各类资料进行归纳,笔者根据这些数据资料,作一个还原真实的尝试:

  首先,是关于陈玉男的遇难。1996年3月,台湾登山队到达加德满都并在4月到达珠峰南坡的大本营,队伍共有5名登山队员,12名夏尔巴人(其中的丹增,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夏尔巴之一),及营地医生等。在5月8日的3号营地时,登山队员只有高铭和、陈玉男及他们所聘请的5名夏尔巴。5月9日清晨,陈玉男在3号营地出帐篷入厕,由于穿了高山内靴等原因,不慎滑倒滑落并坠入到20米的一个冰雪裂缝,经营救上来后,发现当时尚神志清醒,外表上并无重伤出血或骨折,似乎只是受到惊吓而已。经此过程,陈放弃了登山并在夏尔巴陪同下回撤2号营地,开始还有行动能力,但半路上就突然昏迷不醒,很快就失去了生命迹象。推断应该是坠落碰撞导致的内脏或颅内出血,当时看起来似乎不严重,但过几小时后,由于高海拔的加速反应及医疗条件,导致不幸遇难。最重要的一点,应该在于不该穿高山内靴在外面冰雪地上活动。

  其次,科莱考尔在书中描述:开会讨论确定台湾队11日才冲顶;在C3-C4架路绳而台湾队未出人力。因此,不遵守诺言成了一个关系到登山者人品的事情。但,高铭和曾写信给科莱考尔,明确地指出他根本未参与开会,因此,何来承诺一事?而共同架路绳是夏尔巴人之间的协同,当时也已致歉,台湾队的夏尔巴在次日已赶紧前往工作。因此,科莱考尔书中这两点与事实并不相符。

  再次,对于高对于陈玉男的遇难的反应,高未下撤而选择继续冲顶。这一点,有文化背景的原因,高并非职业登山家,更多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及业余登山家而已。而高认为,陈已遇难,对自己死去队友的最大安慰应该是其他活着的队友登顶成功……这一点,科莱考尔倒是有一定的认同。另外在1996年,相当不菲的登山赞助也是一笔压力,因此,是否登顶成功是赞助商、台湾舆论对这个台湾的队的“考核”压力,这恐怕是科莱考尔难以理解的。而中国人攀登的技术能力以及综合实力,也恐怕在某种程度上带了他对台湾队的“成见”。

  经过5月10日的一夜,旁边的斯科特死了,而高铭和活了下来,但因严重冻伤,而被切除了手指、脚趾、足踵和鼻子。高是坚韧的和幸运的,但四年以后,另外一个中国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2000年5月20日,珠峰地区天气骤变,暴风雪来临,在北坡海拔8300米的营地,计划冲顶的许多外国登山队都纷纷下撤--这也意味着这个春季登山季,再登顶的机会就越来越小了。中国的阎庚华未放弃,而选择了危险的暴风雪中攻顶;5月21日凌晨,他与夏尔巴拉巴次仁成了唯一冲顶的登山者。登顶成功了,但暴风雪依旧,下撤过程中两人失去了联系,之后阎庚华就一直没有了音信。

  高铭和的遭难和阎庚华的遇难,共同的一点就是文化背景及赞助与“舆论”的压力。费用不菲,来自赞助商,登山如未登顶就意味着失败;即使有暴风雪,但可以尝试,危险在未发生以前仅仅是概率和可能而已……于是,登山者看到的是乐观的一面:我可以在暴风雪中成功登顶,并能安全下撤,我作到这些是有可能的。

  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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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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