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梅斯纳尔对待名誉、第一的态度,就显得颇为敏感、傲慢和急迫,他在自己登山史上,几乎从来不提起那些协助过他的夏尔巴,至少在低处营地,他也必须使用夏尔巴,而梅斯纳尔从来不给夏尔巴拍照,一旦生病,却会拍个不停。
9、商业登山
1996年山难之前,最招人注目的登山队并非这两支商业登山队,而是明星名人云集的IMAX电影队,他们的经济投入为350万美元,领队是布里歇尔斯,登山大明星埃德•维斯特尔斯为主力队员。而丹增的一个儿子,是IMAX登山队的夏尔巴领队。这也是一种形式的登山商业,IMAX的目的是希望能以珠峰的题材获得电影市场的小众成功;如果要和霍尔、斯科特比较的话,后两者更象是一种直销式的珠峰商业登山:带自己的客户去消费“登顶”这一商品,前者是制造登山商品。
如果说将商业登山定义为,登山的主要过程如修路、技术操作、生活补给,都并非自己操作,而是出钱也就是商业操作的。那么,恐怕,2006年上的珠峰登山,恐怕95%都是商业登山了。这也说明,商业登山已成为一种既定事实,而且这个市场的操作已经相当普及。
1994年,希拉里批评霍尔的带顾客登顶珠峰,霍尔作为老爵士的崇拜者,心理难免叫苦和郁闷。12年之后,可爱、善良、固执的希拉里仍对珠峰商业化耿耿于怀,“不同水平的人可以交纳6万美金的向导费,有些人甚至是被推拉着登上峰顶”。当谈到他的新西兰小辈,无腿的残疾人登山家马可,最终选择登顶而不是救助英国登山者夏普,这个珠峰老人认为:“当年,我的探险队伍中的每一个人有什么困难,……整个探险队转而使他重获安全才是应该的做法,操作困难不应该成为借口。”
其实,这样的事情早在1996年就已经发生了,当日本队在西北路线冲顶,走过还活着的拉达克登山者身边的时候,并未多作停留,日本领队认为“这不是展现道德的地方”。希拉里老爵士所说的:“过去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也只能存在于他们1950年代了。那是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现在是什么时代?
所以,今年的山难之所以引起诸多讨论,不是死的人太多的原因,因为是死的是西方人,而且是还有可能得救的西方人,西方人是怎么上得山呢?夏普是自我在登山旺季,独立行动的自助登山者,但他来到一个商业横行的地方,而商业不讲究道德,它讲究的是规则。
而这个时代的珠峰,大多时已经不存在道德,只存在商业规则。而商业讲究着规则--所以,这也就是马可冷静而理性地在活着的夏普身边,和大本营以自己商业规则进行沟通,确定是否要救助。而马可,还算那40名路过中的最具有良心的人,起码他停留过,而其他的人们,都不曾停留。
这一切,对于个人作道德追问是没有意义或者是不公平的。在登山越来越商业的今天,山上的人种也多起来了。商业进入了高山,而高山的商业规则,最容易以各种借口猥亵所谓的登山道德。这是人性的悲哀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的时代,不是精神黄金的喜马拉雅时代了,现在的时代,是属于真正商业金钱的时代。
夏普的悲剧,过去已经发生过,现在又刚刚发生,将来还会发生。谁会对夏普负责呢?也许只有每个登山者自己,首先要自己把握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而社会和他人救助,只能是一种可能,也同时意味着不可能。
结束语:
“但我希望读者能从我在悲剧发生不久之后所进行的痛苦的精神倾诉中得到启迪。我想使我的描写有一种原始而冷酷的诚实,因为这种诚实似乎会面临随时间流逝和痛苦的消散而被过滤掉的危险。……不去攀登珠峰有很多的理由,但攀登珠峰本来就是非理性的行为--是欲望战胜理智。任何会认真考虑这样做的人几乎都超越了理性的范畴。”
科莱考尔太会说话了!轻易地就把读者带入他的语境和思维模式。
而面对珠穆朗玛峰,我们再来讨论这1996年的是是非非,以及2006年的山难轮回:有什么改变了?有什么没有改变?
英雄的光环在改变,有些人我们不再觉得他高高在上,而成了一种可亲的形象,比如斯科特、霍尔;而山没有改变多少,珠峰小小的一个喷嚏就能依然轻松灭掉那些强壮的登山者;时尚在变,美国人当年的珠峰时尚,在中国经济增长后,也蔓延过来了,但这时可爱的美国皮特曼阿姨,已经玩起了高雅音乐;而人心变了,人们更习惯用规则来评判和说话,而非最初的人性和道德--这就是夏普悲剧的由来。
我们变的越来越冷漠,而我们往往以理性为托词;我们变的越来越精明,我们的体验、经历也越来越多,但我们的眼神已经不再清澈、不再敏感和直接,我们在最直接的本能面前,已经学会了算计--这个算计,我们已经习惯于用理性来作遮掩,或者我们把目光转嫁给商业。就是一句话,我们很世故了。
最初的时候,我们在珠峰山脚下,我们爬不上去,后来我们里面的强者登上去了,我们的道德感和满足感也俨然登上最高峰。而现在,我们里面很多普通者都登上去了,我们的道德却已经滑坠遇难,登顶的是冷酷的商业规则--但,它本来是属于我们人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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