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10年之后，1984年，我带着一个新的动机回到迦舒布鲁姆峰。汉斯·坎莫兰德和我要用阿尔卑斯方式纵走迦舒布鲁木Ⅰ峰和Ⅱ峰。我们计划由传统路线攀登Ⅱ峰后沿一条被称为自杀路线的途径下山，然后沿我1975年路线的左侧上到Ⅰ峰峰顶再走西脊回到大本营。

　　这是一个我在1975年不曾有过的新想法。现在萌生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了。一些登山家认为人到40岁后就该休息了。我认为从20岁到50岁都可以登。著名登山家波那梯在35岁时退休，这太可惜了。这个年纪正是他高山适应性和体能的颠峰，也正是他成名之后为赞助者们所看好的时候。

　　登顶Ⅱ峰之后，汉斯和我仍然劲头十足，就像刚离开大本营时一样。我们一直在调整节奏，保存体能。在第四天，我们翻上了Ⅱ峰和Ⅰ峰之间的鞍状脊。第五天我们上到了1975年我露营的地方。但我们一直向上突击，没有在这里建营。下午天气开始变了，风越来越大，我们赶上了一个坏天气周期。在7400米处建营后，大风什么也看不见。为避免大风在准备里把帐篷吹跑，帐篷用石头拴作了。我们被困在了7400米处。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下，我们俩人在夜里都出现了幻觉。也许这次纵走Ⅰ峰和Ⅱ峰的行动应当就此中止。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次完不成计划，以后我们也很难完成这个纵走或任何喜马拉雅山脉的纵走了。我们手上的装备和食品都不是问题，只是天公不作美，该诅咒的老天。好在我俩的看法达成了一致，在风雪中，我们终于于6月8日登上了Ⅰ峰峰顶，纵走行动成功了。但是，我们没敢在峰顶拖延片刻，因为从西脊下撤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是在冰雪迷雾中摸索着下撤，经常俩人谁也看不见谁，当时的感觉就像要跨入地狱一样。西脊非常陡峭，那种地形加上那种天气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然而这种新鲜感反而使我们不断前进。不时地，我们还能用上一段几年前一支南斯拉夫登山队留下来的绳索。

　　第七天、终于下到了迦舒布鲁姆谷底，我们的神经也到了崩溃的极限。疲劳和这几天所受到的刺激使我们毫无睡意。这时我们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连夜继续下撤，当天返回大本营。

　　能活着回到大本营不是因为我们能干，而只是因为我们幸运。也许是由于经常置身于危险之中，那种敏感的直觉使我们免遭危险。

　　这次纵走迦舒布鲁姆峰的探险比我同皮特的第一次 实且 艰难得多。这不仅因为要用双倍的气力，更因为这是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在一次行动中登顶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经验，但是如果没有1975年第一次登迦舒布鲁姆峰的经验，没有在喜马拉雅试行阿尔卑斯式的初衷，那这次成功是想也不敢想的。我们这次纵走行动的业绩是：登顶了两座8000米级的山峰，上、下走了四条不同的路线，没有人员、物资支援，没有预设营地。这个经历到目前为止没人能够重复。

　　现在，这种探险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中国每年签发的登山许可证越来越多，在那些山

　　一九七八－一九八零年

　　在珠穆郎玛的最后一步

　　在登山运动中，任何超越前人的攀登都是挑战极限的成功。我不断地将自己推向极限--从想像一个极限到超越这个极限。然而极限又是不断变化的，追求极限就是逐步逼近一种绝对不可到达的境界。这种绝对不可到达的境界魔术般地使登山探险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通过攀登那些8000米级的山峰，我逐步认识到了我的潜力和能力，认识了什么是可为的，什么是不可为的，我的最后一个目标是不用人工氧气，单人攀登珠穆朗玛峰。然而，自从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一直在问自己：我能安全地爬上那艰难有最后300米吗？

　　英国的诺顿上校在1924年就曾登达珠峰8600米处，但他未能走上那最后300米。另一位痴迷的登山者--英国人马洛里在登顶的最后关头使用了氧气面罩，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成功登顶的机会。尽管马洛里是位反对使用人工氧气的登山家，但他也不再相信任何人可以不使用人工氧气而登顶珠峰，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医生和登山家们都认为，从心理上讲，不使用那种被尼泊尔人称为“英国空气”的氧气瓶和面罩，登顶珠穆朗玛峰是不可能的。

(责任编辑：张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