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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牦牛队的消失--一个环保组织的生死报告
  时间:2005年09月01日15:37   来源:南方网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0)
 

 

  南方网讯 “野耗牛队”的覆灭与它被新闻媒介、各种环保组织和公众争相视为英雄团队来得同样悲壮。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这支始终没有明确身份的“民间英雄”一直挣扎于生存边缘,它的个案悲剧或许是英雄与制度相冲突的又一真实版本。而我们应该关注的另一个事实是,与查获盗猎分子600人,缴获藏羚羊皮近9000张的辉煌战绩相并存的是,近7000张的藏羚羊皮不知去向。

  最后的野牦牛

  原野牦牛队8名队员"在执行任务中涉嫌贪污"一案,最终有了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结果。以这种方式完成“野牦牛队”在公众面前的最后一次亮相,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

  1998年4月,时任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的靳炎祖带领7名队员在巡逻中,抓获一盗猎团伙。在押解途中,他们放走了盗猎人员和一辆车,又把收缴来的藏羚羊皮卖掉,每人分了4000多元。7月25日,接受记者采访的靳炎祖对这一事实毫无异议:“是我主张卖的,哪怕是杀头,我也要担这个责任。”靳炎祖说,此事当时他就向扎巴多杰说过,扎书记批评了他们之后,靳写了检查,这笔钱又从几个人的工资中逐月扣除。

  颇有意味的是,正是这起“贪污案”,才使不少人对这支有“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神”之誉的野牦牛队队员的生活有了一个真实了解。

  青海是在全国数得上的穷省,野牦牛队所在的治多县更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还未通电。虽然县里干部的工资也经常没有保障,但对生存方式、收入来源极度单一的当地人来说,能吃上皇粮的诱惑力是不言自喻的。野牦牛队队员扎西告诉记者:“因为可能会有正式编制的机会,1996年我才参加野牦牛队。没想到之后的日子会那么苦,巡山时候基本上是饱一顿饿一顿,最初招聘的60个临时工,没到一个月就跑了40多个。”

  与盗猎分子斗争的艰苦性、高风险以及他们自身生活的艰难拮据,增加了野牦牛队的传奇色彩,而对初衷是找一个饭碗的许多队员来说,这种行为叫“环保”、叫“保护野生动物”,他们还第一次知道。就在外界赋予他们更多的精神褒奖的时候,这些“英雄”其实更多地是在为生存而挣扎。野牦牛队的大部分队员是临时工,家属没有工作,每月200多块元工资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来源。

  卖藏羚羊皮的行为是在连续十个月未发工资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少舆论认为“法理不容,但情有可原”。靳炎祖说:“大部分人都理解我,同情我,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这支队伍。”他告诉记者,当时他刚从西宁探亲回来,看到有的队员离队回家,有的队员开始挖野菜吃,“看到弟兄们很苦,觉得对不起他们”,他才决定卖了罚来的那些藏羚羊皮。对这一事件,他现在的看法仍是,“要说这是违法,那整个野牦牛队都违法”;“皮子拉回去的话,他们也卖。他们卖还不如我卖——我卖的价钱比他们高。他们卖的钱是还债,还不如我卖了给弟兄们补贴亏欠的工资。”“他们”指的是当时野牦牛队的一、二把手扎巴多杰和梁银权。

  八名队员卖藏羚羊皮时,野牦牛队确实也在卖,这并非爆炸性新闻。在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巡逻,野牦牛队每次消耗汽油近万元,加上维修、四十多名职工工资的开支,绝大部分都要由自己筹集。野牦牛队于是和盗猎者们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他们抓捕盗猎者,但这种行为要靠卖藏羚羊皮来维持。扎书记生前的解释是,“用已经死的藏羚羊来保护活着的藏羚羊”。扎巴多杰来京演讲时也曾公开承认此事,但自1998年7月起,扎保证再不卖羊皮,此后也真的没再卖过。

  梁银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事的解释是,“他们(指被捕的八人)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而工委则是请示了相关领导部门,是一种政府行为。”但对于卖皮的钱用于还债一说,他没有否认。据介绍,野牦牛队当时已有近百万的高额债务,除去每年约几十万元的巡山经费,还有为索南达杰建纪念碑所欠的46万元人民币、20万元的银行贷款--采访中,靳炎祖对这一点颇为不满。对此,知情者的解释都不是很确切,事件大体是:1995年野牦牛队刚成立时,一位去格尔木做生意的商人看中了可可西里的几个银矿,提出交每年的管理费,合同期是7年。商人预付了十几万元并提出帮索书记立纪念碑。这个天大喜讯让扎书记对形势的判断比较乐观,因此马上拉起了五、六十人的野牦牛队。但事后,商人发现银矿几乎没有什么开采价值,先期投的一些钱后来也莫名地变成了野牦牛队的债务,从此处境更加艰难。至于商人,自此以"倾家荡产支持环保"的形象出现,赢得了不少同情和尊敬。

  在许多人看来早被内部处理完毕的“私卖羊皮”一事,三年后突然被毫无预兆地抖落出来,其原因在格尔木市司法机关那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回答,一种说法是“早就知道”,另一种则是“有人举报”。

  野牦牛的命运,可可西里之争?

  靳炎祖说,野牦牛队一开始就是个畸型儿。

  青海省林业局副局长王谦对记者介绍说:“1992年,(治多县)西部工委成立的最初目的是开发西部矿产资源,而并非保护野生动物。”在无人区里开采金矿和盐矿、同时对在可可西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者收取资源管理费,这两个费用构成了维持西部工委运作和后来野牦牛队活动经费的主体。在一些盗猎行为发生后,西部工委又牵头组建了一支以保护藏羚羊为目的队伍。

  索南达杰牺牲后,1995年5月,扎巴多杰重新组建西部工委,成立了反盗猎队伍--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野牦牛队”。野牦牛队和西部工委其实已经成为相对的两个利益主体,这个细节被遮蔽在媒体和公众对野牦牛事件的过度关注中。

  对野牦牛队的身份,即便是直接领导者——青海省林业局也未能给出一致的确认。省林业局动植物管理处处长郑杰认为:“不应该把野牦牛队说成是一支民间组织”,理由是,西部工委成立的这支组织没有在有关部门有进行过登记和注册,“没有履行手续的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值得怀疑”。而王谦则认为,野牦牛队是由西部工委招募的临时人员组建而成的反盗猎队伍,是一支“群众性民间组织”。对最近一家杂志提到的“1998年林业部濒管办曾为西部工委解决了七万元的活动经费”说法,王谦表示林业部门没有任何拨款。他的说法是,“既然群众组织,就不可能都由政府来支持,这点国内外都如此。”

  当时有64人的野牦队大多是从社会上招募的退伍军人和待业青年,没有正规装备,一部分枪缴自犯罪分子。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只是一支临时组建、没有执法权的反盗猎队伍。虽然西部工委下辖的林业派出所内有3名公安人员,每次执行任务至少有一个有执法权的人进山,以增加它的合法成分,但对每次进山都带有武器的大多数队员来说,是没有执法权利的。有人说,野牦牛队已近似一支“独立武装”。

  后来,随着野牦牛队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声名日益显赫,一些混乱也随之而来:如收缴的大量皮子没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方法,“也没有外贸加工和收购单位”,结果只能是各行其道。另外,一些人指责西部工委私自签定资源开发协议或合同,使得非法经营活动没有得到有效制止。“素质普遍较低”的说法更是从未消失。没有人对“理顺关系”有意见,但在具体的处理上,裂痕出现了。

  1997年年底,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管理局局长不是被认为一直为此事奔走呼吁的扎巴多杰。与治多县素来不睦的曲麻莱县副县长才嘎升任局长,管理局的正式员工也大多来自曲麻莱县。一个地区同时出现两支执法队伍,由此而带来的碰撞、摩擦和对正常管理秩序的破坏都是可以预期的。1999年8月,在玉树州的协调会上,决定撤销西部工委,野牦牛队的队员将被管理局收编,但仍保留野牦牛队称号。整个过程没有一个与野牦牛队沾边的人出席。后来,由于媒体和一些自然保护组织为代表的“民意”,使收编计划暂缓,与行政决策的对峙使得在近15个月里,西部工委依然存在。但一年多的双重管理,冲突日趋公开和尖锐。2000年春节期间,野牦牛队员曾与保护区管理局之间发生过一次集体斗殴。当时野牦牛队队员到车站送来访的一位记者,与管理局的“正规军”不期而遇。管理局车队上打着“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保护神”的宣传语,野牦牛队队员认为“保护神”是媒体先送给自己的,与管理局的人发生争执,使双方都积攒了许久的怨气有了爆发点。野牦牛队以4、5个人对9个人,结果使对方数人重伤住院。据说后来才嘎局长在许多场合下出示野牦牛队队员“寻衅滋事”的照片,以示其素质低下,难于管理。

  人们很自然地会把野牦牛队与管理局的正牌军作比较。“自然之友”藏羚羊项目的负责人胡佳向记者举一个细节说,1999年5月,“自然之友”赠给了野牦牛队一辆新车,待他3个月后在可可西里再见到那辆车时,“就像下过地狱一样”,都是些大毛病。这显然与野牦牛队频繁进山巡逻有关。而管理局,“去年6月才第一次进山”,第一次进山巡逻的管理局车队后来还因为油耗尽而被困。

  据报道,管理局局长才嘎认为,西部工委向采金者、捕捞卤虫者大肆发放许可证,令管理局执法很被动,这种行为有悖于全面保护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对此,曾在可可西里生活了8个月的北京广播学院学生许永松向记者详细解释他所了解的情况:1997年,野牦牛队按要求取缔金矿,向合法采金者收取管理费这一来源丧失后,野牦牛队就陆续“谨慎”开发了一些卤虫湖。2001年初,治多县政府看到卤虫的价值,要收回可可西里卤虫的开发权,与几个老板签定了开发合同后,收取了30多万元资源费。对此管理局也同意。县上拨给野牦牛队大约2万元人民币,要求他们对捞虫者进行监督管理,因为野牦牛队实际上是治多县委的派出机构,要执行上面的命令,这就是野牦牛队曾被看到带领卤虫捕捞者进山的原因。但是“卤虫事件”的确给野牦牛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一知情者将这些纷争都解释为地方势力对可可西里利益争夺而产生的矛盾。据介绍,可可西里无人区虽然在地图上标明属于治多县,但自从被发现金矿后,治多县、曲麻莱县乃至玉树州就开始争夺其归属权。治多县的西工委由于野牦牛队的存在而占得先机。这位知情者认为,1997年,玉树州抛开野牦牛队,以与治多矛盾最直接的曲麻莱县为班底成立管理局,人为制造了两种力量并存且对立的局面。郑杰给出的三条明显理由是:据国家有关法规,禁止任何人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采矿、捕捞等生产经营活动,这使得以“开发西部矿产资源”为“原始使命”的西部工委失去了存在意义。可可西里作为国家级保护区,应该由州、省部门直接领导,西部工委只是治多县的一个机构,理应撤回治多县。“那里(包括周边)也还有上万亩的土地需要人去保护”,才嘎反复强调,西部工委的行为有悖于全面保护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保护。

  除了与外部的重重冲突然外,野牦牛队自身的矛盾客观上也加速自身的解体。这支更多的是凭借扎巴多杰个人威信和酋长式领导魅力组织起来的队伍,在扎去世后迅速产生分化。其中,靳炎祖与梁银权的矛盾几乎公开化。在采访中,靳炎祖也丝毫没有掩饰对梁的不满。而许多知情者都认为,这主要源于靳对没当上一把手的怨气。

  其实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能力上说,靳炎祖对未成为野牦牛队“一把手”的耿耿于怀都是可以理解的。靳炎祖是索南达杰的小学同学、战友,私交甚好。索南达杰最早拉起这支队伍时,只有四个人。后来索牺牲、另位两人离开西部工委,只有靳一个人坚持到今天。曾是小学老师的靳藏语说得好,文字、表达能力又公认地超过梁。但靳未当上一把手也有历史原因。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一番激战,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索南达杰让2名队员将一名打断了股动脉和另一患有高原肺气肿的盗猎者送到医院抢救,当时靳炎祖和另外一名队员留下来看守。盗猎分子借口让靳炎祖进车喝水休息,突然将其与另外一名队员按倒在地,解除了武装。返回后发现情况有变时,索南达杰与盗猎分子展开了枪战,被打断了腿动脉。5天后,索南达杰保持跪射姿势、被冻成雕塑一般的尸体被发现,而靳炎祖则在被盗猎分子用刀子在脸上刻了字之后活着回来。之后,被疑与盗猎分子合谋害死索南达杰,靳炎祖又曾在看守所里被关了139天。“好兄弟死了,自己活着回来”,靳的死里逃生从此在藏族人居多的治多县成了被人瞧不起的缘由。索南达杰、扎巴多杰之后,结果是扎的战友梁银权而不是靳炎祖当了第三任书记、牦牛队的第二任队长。事后,不仅人们期望两人成为“黄金搭档”的局面并未实现,不少对野牦牛队不利的传闻也起源于这些矛盾中。

  被还原的“英雄”

  “去年11月,省林业局、管理局和格尔木公安局联合组织的一次大规模反盗猎巡山,野牦牛队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过度突出个人形象,这可能有些不大合适。”郑杰不经意流露出的抱怨可能是来自另一个层面的冲突。去过可可西里的一位人士介绍说,许多记者来到可可西里,经常追着管理局的人问:“野牦牛队在哪儿?我要采访他们。”这让管理局人很不高兴。换了谁会高兴呢?

  众所周知的是,站在野牦牛队身后的,是以北京为体的一些媒体和环保组织。也是在他们的努力下,野牦牛队的经历才得以为外界所知并获得巨大的荣誉。60余起盗猎案件的破获,查获近9000张藏羚羊皮的事实使“野牦牛队”迅速成为公众心目中的英雄。虽然扎巴多杰、梁银权多次在一些场合强调野牦牛队的政府色彩,但一心把野牦牛打造成民间环保一面旗帜的媒体已听不到这个声音。野牦牛队的许多队员们出身牧民,爱喝酒,一言不合可能就会拔出刀子来打架,但是第二天又会重归于好,他们其实没有那么高的为环保献身意识。但在频频对准他们的闪光灯前,野牦牛队队员自身的一些缺点都被忽视了。

  反之,媒体的关注、知名度的蹿升也使野牦牛队队员们有了些许微妙的变化,他们会在格尔木街头把车开得飞快,还愿意很自豪地拍着胸说:“我在北京有朋友。”不过胡佳强调,“不是从朴实到不朴实的那种变化”。

  在这一事件中,站在英雄对面的,似乎成了保护区管理局以及当地某些政府部门。他们对站在野牦牛队的立场上,频频发言的一些组织和媒体的看法是“不了解情况,瞎说话”。他们抱怨,媒体以及公众对野牦牛的过度关注使他们遭受很大压力。

  一位愿以“林中白狼”身份出现的环保人士对记者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悲情主义和理想主义让野牦牛事件偏离了原有的方向”。而媒体,“在寻找煽情的点,而环保成了它的一棵苗。”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媒体,与其报道这么多纷争,还不如报道现实的环境在如何恶化。“林中白狼”以“中性、独立”来形容自己在此事件中的立场。他认为,在保护藏羚羊上,“不能停留在明白放放枪就行了,重要的是堵住源头。”政府对自然保护区队伍的规范是合理的,否则“不利于全国更多的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不能因为对野牦牛的关心同情,就导致让步或失去原则。他认为,“外界的荣誉是靠不住的。”

  一位局外人迷惑不解的是,“野牦牛队”已经成了一个品牌,近几年来国际组织、国内社会各界给野牦牛的援助已近百万元,但可可西里的大环境却没有根本性变化,藏羚羊的问题其实没能解决。

  如今,围绕野牦牛的一切纷争似乎都是外界的事,原来的野牦牛队队员已经在为一份新的工作而努力了。除几名干部回到治多县工作外,野牦牛队的24名队员成为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成员,其中正式工3名、临时工21名。王谦对记者解释说:“这边是个吃饭财政,靠的是国家补贴,根本没有钱,哪里来空缺的编制名额?不可能因为你是英雄,政府就把你一直养起来。”已到管理局工作的扎西告诉记者,“并入管理局后,管理都比较正规,工资从210元提高到400多元,工作条件好了不少。”

  采访中,记者向两位环保人士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媒体追捧、环保组织关注,野牦牛队的命运会如何?两人的眼光立即黯淡下来,然后说,如果没有这一切,或许,野牦牛队还会像以前那样驰骋在可可西里抓盗猎分子,过着艰苦然而又简单快乐的生活。

(责任编辑: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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